北京雨根科技有限公司从昔日干沙滩到今天金沙滩——宁夏闽宁镇脱贫攻坚口述

用户投稿 2025年10月06日 09:12:01 12 0

从昔日干沙滩到今天金沙滩——宁夏闽宁镇脱贫攻坚口述

口述人： 谢兴昌，1955年出生，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福宁村村民，第一批从西海固搬迁到闽宁镇的移民，电视剧《山海情》男主角马得福的原型人物。1986—1998年，先后任宁夏固原市西吉县王民乡红太村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1998—2002年，任永宁县闽宁镇闽贺村村委会主任；2002—2006年、2019—2020年，先后两次任永宁县闽宁镇福宁村党支部书记。2016年7月19日，向习近平总书记当面汇报闽宁镇的发展历程。

访谈组： 王晓莉姜绍静王道勇

日期： 2023年10月11日、2024年9月15日

地点：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人民政府会议室、闽宁镇福宁村谢兴昌家中

我是闽宁村第一批村民

我是1955年生人，今年快70岁了，老家在宁夏南部，在固原市西吉县王民乡红太村。我们家于1997年7月份搬到银川市永宁县闽宁村，后来这个村跟其他几个村合在一起，成立闽宁镇。当时的闽宁村是福建对口帮我们搞的一个移民新村。

固原与附近的西吉、海原合在一起，就是“西海固”。我老家生产生活条件很差，土质不好，风沙多，我们常跟人开玩笑说，“我们家一年只刮两场风、一场风只刮半年”。为了生存，就顾不上其他了，养了羊，羊要吃草，羊吃草是把草根一起吃了。在陡坡上开荒，结果是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派专家来考察，就说我们县不适宜人类居住。当时很穷，是锅里没粮，锅底没柴，缸里没水，身上没衣。到80年代，我们村有不少人家里连吃饭的碗都没有，就在土灶台边缘往下挖几个小坑坑，做好的饭就盛在这个小坑里，吃完下次再用，连碗都不用洗了。这是真正的穷，但真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生存环境太差了！

从改革开放开始，（宁夏回族）自治区就组织我们搞移民搬迁，动员我们村的一部分人往北迁，搬到靠近黄河灌区的戈壁滩，去那里种庄稼。当时去的人都是临时搭个窝棚，挖个窑洞，建起吊庄移民点，等生产生活基本稳定后，再决定是不是一家人都彻底搬出去。在（20世纪）80年代时，这个吊庄移民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是需要资格的，政府发给我们搬迁证，有了这个证才能迁到这些地方去试试，觉得行了就留下来，不行，再回老家。

我1975年从固原卫校中专毕业，学的是临床医学，在我们老家村里算是少有的文化人，所以我既是村里的村医，当时也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记得是1997年7月3日，我在西吉县参加了一个干部会议。西吉县的领导给我们讲，咱们西吉县有几个移民点，尤其黄羊滩和玉泉营农场附近的移民点，是福建省的领导给我们考察确定的，取名“闽宁村”，让我们参会的各村书记回去带一些父老乡亲去看一看。回村后，我跟大伙儿商量了几天，7月11日，我带了几个村里有意愿的人从老家出发，用三天时间把这几个移民点都看了一遍。我们从中卫市看到中宁县的长山头，到了贺兰县的暖泉农场，随后到大武口县的巢湖农场，12号到了镇北堡，13号就到了闽宁村。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闽宁村有来头。1996年的时候，国家决定由福建省来对口帮扶我们宁夏，福建方面的工作由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负责。1997年4月，习书记来了我们宁夏，他用了6天时间到我们西海固地区的5个贫困县走了一趟。

习书记此前在陕西省延川县插队7年，曾担任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延川县离宁夏南部山区只有两百公里的路程。当时梁家河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很艰苦，但这次西海固之行仍然给他很大触动。我看过中央台的新闻，他说，“穷地方我见过也住过，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好多年了，仍有那么穷、那么苦的地方，我心里受到了很大冲击。”最近，我看到新闻报道说，2024年6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银川市调研，他又很有感触地说，“真正触动我对扶贫下那么大的决心，除了自己的经历，就是看了西海固。”在1997年的这次调研中，他在西吉县移民搬迁的吊庄玉泉营，提出以银川市永宁县玉泉营开发区黄羊滩吊庄移民点为主体，建一个新的移民开发区，以福建、宁夏两省区的简称来命名，就叫闽宁村。这个就是我们闽宁镇的最初由来。

回来再接着讲7月13号，我们到闽宁村看的情况。不像现在镇这么大，楼这么多，当时这个戈壁滩上啥都没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滩，地面上全是沙石，细沙和土都被风吹走了，地特别平，用手都刨不动。当时正是一年最热的时候，我们走在戈壁滩上烫得脚疼，坐在地上看，远处空气中就像有火苗在烧。我们几人当时就傻了眼，都想这个地方咋能住人呢？但附近农场的人告诉我们说，要不等等再回老家，两天后，也就是7月15日，福建省有大领导要出席闽宁村扶贫移民安置点的奠基揭牌仪式。我一想，反正都已经出来了，不差这几天，于是我就留下来参加了这个奠基仪式。

奠基揭牌仪式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时任福建省扶贫办的一位女主任带来了一封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的贺信，她在仪式上宣读了贺信。我过去问了几句，她告诉我：“习书记原本计划今天要参加闽宁村的奠基揭牌仪式，但突然接到去北京开会的通知，时间冲突了，所以他就亲笔写了一封贺信，给我千叮咛万嘱咐，要我给西海固来闽宁村的移民群众把这一封贺信读了。”印象最深的是，习书记在贺信中满怀信心地预言，“闽宁村现在是个干沙滩，将来会是一个金沙滩！”

听了这句话以后，我高兴得心都往外飞。我用一块大石头在地面上砸了几下，把地面砸开以后，发现里面果然有细沙和土。奠基揭牌仪式结束后，我们村的几个人又去周围转了转，看见大约4公里外的地方有两块农田，长着绿绿的高高的庄稼。走到跟前，发现是一片玉米地、一块高粱地，玉米棒粗壮得很，高粱穗高大结实，在我们老家从没有见过。我给他们说，掰几个带回去，让村里人看看，几公里外就能长出这么好的玉米和高粱，说明只要能引上黄河水，将来一定能种出好庄稼。回去后，我们给老乡们一说，有几个年轻点的村民不信，说老谢鬼点子多，肯定是在银川买了几个玉米棒子来骗我们。我说，不信你们去看，如果是我骗你们的，我“报销”所有的路费和食宿。后来，年长点的村民还是相信我，于是不到一个月，8月12号我们几户人家开着三轮车，用了12个小时来到这里，成了闽宁村建村的第一批移民。

虽然揭牌仪式当天我没有见到习书记，但是他捎来了贺信，像习书记派来的那位福建省扶贫办的女主任就是一个共产党的好干部，没有架子，和我们的移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她前后来了宁夏至少40多次，每年最少要来我们村里一次，帮助解决各种困难。当时老百姓迁到这里后没有什么固定收入，从1998年到2000年这三年，福建来的专家林占熺教授、黄国勇教授，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建蘑菇棚、种蘑菇。蘑菇卖不出去，他们还帮我们推销。过去在老家一年下来也就是四五百块的收入，种蘑菇这短短几个月就能挣三五千块钱，这在当时算是巨富了，以前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

有了固定的收入，大家也就有了安家落户的心态，想在这里扎下根，建起自己的新家园。老家的村民们看到了希望，也就陆陆续续地从西海固搬过来。按照政策规定，我们移民点的宅基地给得多，每户有2亩地，建房子用三四分地就够了，剩下的地就由福建来的干部和专家帮我们搞庭院经济。除了建蘑菇棚，村里还有人种了葡萄、枸杞、苹果。后来，村里又来了一些福建的企业，建了工厂，也组织我们村的人去福建打工，解决了我们的就业。这几年，福建派来了一批医生为镇里老百姓治病，派了一批高层次的教师为我们培养人才，解决了老百姓心中最大担忧，就是“一老一小”问题。我们这些人慢慢都发展起来了，村里也越来越兴旺。

从1997年算起，这20多年来福建省对我们各个方面的帮扶，我都亲身经历和亲眼见证了。我总感觉，千言万语也不能形容我们的感激之情。从闽宁村到闽宁镇，发展得这样快、这样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是福建给我们带来的，我们都是有福之人。

向总书记细数搬迁事

2006年后我不再当村党支部书记，专职做村里的“赤脚医生”。2014年和2015年这两年，自治区、银川市的领导多次来闽宁镇检查工作，召集村干部和搬迁比较早的移民群众开会，了解闽宁镇的发展变化情况。当时的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协主席等领导都来过我家，我都如实汇报了我和我们村整个搬迁的过程。

2016年6月份，自治区党委书记带着20多人再一次来闽宁镇开会，点名要见我。会上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当时就说，就把这位老同志选上，还告诉我要保养好身体，要我讲好闽宁镇的发展变化。7月1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又来到镇上，他跟我说最近闽宁镇要来中央首长，他想把闽宁镇移民搬迁的汇报任务交给我，因为我是第一家搬到闽宁镇在戈壁滩建房子的，又是第一任村书记，干了很长时间，熟悉情况；还说我是村医生，和老百姓打交道多，我讲出来的事情最真实。

7月18号早上，我打开手机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吉县向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敬献花篮，当时心情别提有多激动了。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一会在床上躺躺，一会在沙发上坐坐，一会在地上走走，心里想着总书记会问什么？我应该说些什么？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19号一早，我吃完早饭后，来了一辆公安的车把我接到原隆村回族村民海国宝家里。我是老移民，1998年迁来的。海国宝是新移民，是2012年迁来的，所以我们两人算是两代移民的代表。总书记到了原隆村后，先是看了新村新貌，这个新村建得很整全，红瓦白墙，成排的小楼。后来，我听一位陪同的干部说，总书记先在村里看看，一路都在问老百姓的收入、上学、就医情况，问村里基础设施配套。看完后，他们就乘中巴车停在海国宝家门口，总书记笑容满面地从车上下来，挥手向围过来的老乡们问好。我们俩听到动静，激动地从屋子里出来，跑到总书记跟前，紧紧握住总书记的手，我当时很激动，现在想不起来当时自己说了点啥。总书记拉着我们俩，示意我们一起走进屋。他边进屋边笑着问我，“您是哪一年来闽宁村的？”我说，“总书记，我是97年来的。”说着我们便进了屋。

他先到厨房，打开洗菜盆上的水龙头，冒出了哗啦啦的清澈的自来水；然后又揭开锅盖，看到热气腾腾的饭菜。总书记笑着说，这菜香喷喷的。总书记朝着我说，“您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吗？因为这个地方是我在福建工作的时候，亲自搞的一个移民点，现在从闽宁村升格为闽宁镇。那个时候这里一片荒滩，但只要能引上黄河水，这里一定能发展起来。我一直牵挂着闽宁村的发展建设，今天来这里，看到基础设施很全，老百姓的房子盖得很好，生活过得这样幸福，我心里感觉到高兴。”

来到客厅坐下后，海国宝的座位在总书记旁边，我的座位在总书记的斜对面。总书记问我：“我也是1997年来这里的，我记得当时咋没见到您？”我说：“您是1997年4月份来这里的，我是当年7月份来这里的。虽然那次没有见上面，但是我抓住了您给我们的好机遇。”

他笑着问我：“什么好机遇？”我说：“您1997年4月来宁夏，尤其是在西海固考察的时候，看见这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您说，我见过贫困的地方，还没有见过这么贫穷的地方。随后您来到海原，当时他们吃的是窖水。”

这时他又插话了：“今天在座的有我们北京来的同志，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窖水’，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当时，老百姓在自家院子里挖一个窖，就等着老天下雨，把天上下下来的泥水储存到窖里，上面的杂质用罩子捞掉，等泥水澄清。一年就靠吃这个水过日子。我当年来时在路上看见当地的一个小媳妇，带着三个娃，衣服破烂就不说了，脸也特别脏。我就问她，您怎么不给孩子洗衣服、洗脸。那个小媳妇说，我家窖里只剩一点点水了，早上洗脸的时候我们一家六口人就只用一小瓢水，我洗完你洗，你洗完他洗，轮流就用这瓢水洗脸，也不知道老天什么时候能下雨。在回银川的路上，我又去同心县的一家人看了看，他家炕上没有铺盖，只有一张破席子。房顶吊着一根绳子，绳子上绑着一撮菜。我就问他们这是什么？父老乡亲说这是发菜，发菜的价值高，家里买油盐酱醋的钱就靠它了。”

听完这番话后，我接着汇报说：“后来您又来到贺兰山下，就是现在的这个地方，您让人对这里的土壤进行了化验。虽然当时这里是戈壁滩，但离黄河不到20公里，离银川市区只有50公里，只要把黄河的水引上来，这里种粮食不是问题。当时您和我们宁夏的领导商量，让西海固的群众搬迁到这里，这里将来是个好地方。这就是您当时给我们的机遇。”

他笑着说：“这是我1997年4月说的话，您当时又不在场，为什么知道得这么详细？”我说：“我们开发区的领导把您当时考察的讲话精神都给我传达了。还有好多话我都忘了，没说全。”他说：“您没有忘，说得很对！这就是我当年讲的话，您继续给我们说。我们今天有的是时间，闽宁镇的搬迁很成功，要把这里移民搬迁的故事讲给全国人民听。1997年这里非常荒凉，您为什么敢来？当时国家在移民搬迁上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

我说：“有！我搬迁的时候，主要是抓住了您给的机遇，另外，我是老中专生，有一点文化。当时我们来到闽宁村，看到闽宁村东边的玉米地和高粱地，我们就捡‘大着美的’玉米棒子和‘高粱苞头’掰回去，给老乡们看，老乡看到能种出这么好的玉米，他们就肯定愿意搬来。”

总书记插话说：“他说的是西海固的方言，你们肯定听不懂。”他问旁边的北京来的同志：“您听懂了吗？”那位同志摇了摇头，说没听懂。他就说：“我给你们解释一下，他说的‘高粱苞头’就是高粱的穗子，‘大着美的’就是又大又好的。”我就笑着问他：“您咋能听懂我的方言？”他说：“我70年代在延安梁家河干过村书记，梁家河的方言和西海固的方言基本相似，您说的语速稍有点快，但我大多能听懂，您继续说。”

我接着说：“我们搬到这里后，党和政府的移民好政策对我们的帮助特别特别大，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我们的国家没有现在这样富裕。我们当时是自发移民，不像现在的移民政策，都是政府把房子给老百姓建好，搬来了能住能吃。我们移民的时候要在沙滩上自己搭帐篷、建房子，帐篷搭起来就让风吹跑了。记得搬迁的那天，我们一共13户14口人，从老家开着三轮车天还没亮就出发，走了400多公里，花了12个小时，到了闽宁村。天黑了，没有地方去，我们就一直坐到天亮。然后开始在沙滩上搭帐篷，搭完帐篷我们留下一个年轻人看帐篷，我那孩子他妈留下来做饭，其他人都开着三轮车去青铜峡进盖房子用的料。下午3点左右，我们往回返的路上，北边黑压压的沙尘暴就朝我们村这个方向过来了。我催促开车的司机赶紧往回赶。幸好我们在沙尘暴到来之前赶回来了，孩子他妈已经做好了饭。她说赶紧吃饭，一会‘黑风’来了，咱就吃不成了。我们搭帐篷也没有什么经验，几个人赶紧又把帐篷四周用石头压了压。当时，狂风吹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把我们十几个人吹出了几十米远。我个头最小，被吹得翻了几个跟头，趴在地上才没有被风吹走。我爬起来的时候，发现帐篷也不见了，当时别提心里有多难过。走到跟前一看，孩子他妈一米八的个头，体重180斤，浑身都是土，双手按着锅，锅盖被风吹走了，锅里的饭上面盖了厚厚一层的土，饭也不能吃了。孩子他妈满脸的土，流的眼泪都变成了泥，她就开始骂我，紧接着其他的乡亲也过来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开始骂。大风一来，最后就剩三样东西，一床被子、一个锅……”

这时候，总书记笑着说：“另一样就是孩子他妈。”我也笑了，接着说：“是的。等他们的情绪稍微稳定了，我就开始给他们讲故事。我把他们带到东边的玉米地，我说沙尘暴过去了，这玉米和高粱照样亭亭玉立，为什么？因为它们有根，难道我们这些大活人还不如它们？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扎下根！先在这里建起土坯房，等沙尘暴过去了，继续改造沙滩，改造庄园。渐渐地，他们的心情也恢复了平静。再往远处看去，我们发现玉米地的前面还有一个苹果园，等我们走到果园跟前，附近也没有发现住户，满地都是苹果，都是被风刮落的。我们就在地上拣苹果吃，吃着脆甜可口的苹果，大家心情好多了。天黑了，我们十几个人围成一圈，就剩下一床被子了，放在中间，被子上放着我们捡来的一些苹果。渐渐大家都睡着了，只有我和另一个小伙子没有睡。他问我，明天晚上我们住哪里？总不能天天这样睡沙滩吧？我说放心吧，我有办法，其实我也心里没有底。天还没有亮，我就走到玉泉营经济开发区，敲开了开发区书记的门，把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想法说给他听。他听了以后说：‘闽宁村来过好几批人，结果都回去了，我在您的身上看到了希望。您打头阵，我帮助您贷款，在这里建房，农信社可以给每户贷款3000块钱。我们附近连一个会看病的大夫都没有，买药要去十几公里的地方。您是大夫，会治病，这里需要您。’我说，‘治病没问题，但这附近又没有几户人，给谁看病？’他说，‘您放心，人会慢慢多起来的。’我说，‘建房是好事，需要时间。但我们眼前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晚上没有地方睡。您把推土机借给我们，我们先在沙滩上推几个深沟，我们有木头，把上面蓬起来。一个星期后估计还有70多人要来，先推6个深沟，可以住80多人。’他说，‘没问题，我马上安排两个人去推。’当天，我们用了5个小时，推好了6个深沟，上面用木头蓬起来。但下面全是沙子咋住人？玉泉营有一位干部从场部农户家里找了一点麦草铺在地上，等麦草铺好以后大家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后来，我们80多人在深沟里住了30多天，盖起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土坯房。后面我们开始分地、筛石头、捡沙子、种树、建砖瓦房、搞庭院经济等等很多。由于您的时间宝贵，我就不说了。”

总书记问：“你们搬来的时候，党和国家的政策帮扶主要有哪些？”

我说：“水、电、路、小学、医院等基础设施都是党和政府的投入，我们老百姓只管给自己盖房子，种好自己的地。老百姓需要钱都是农村信用社给提供的贷款。尤其是离不开福建省19年如一日的全力支持和帮扶。福建省给我们派挂职干部，派专家、技术员，给我们建蘑菇棚、种蘑菇菌、搞庭院经济，种葡萄、种枸杞等，让老百姓的口袋慢慢鼓起来了。福建省与宁夏相隔2000多公里，互不相识，却一直帮扶我们，不是亲兄妹胜似亲兄妹。这种感情，我用千言万语都无法形容。”

总书记说：“福建沿海他们先富了，先富帮后富，这是他们的责任担当。让全国一部分困难群众都像闽宁镇一样通过移民搬迁过上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这才是我的目的。昔日的干沙滩变成今天的金沙滩，闽宁镇给我们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您继续说。”

我说：“让我放开说，共产党的恩情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是心里特别激动，还有几句话想说出来给您听。”这时，坐我右边的一位我们县的领导戳了我一下，意思是不让我说了。总书记笑了一下说：“您让他说。讲得很接地气，尤其是他说的玉米棒子和高粱，那是个引子，能把移民群众吸引过来，他们在玉米和高粱上看到了希望。您放心大胆说，我今天有的是时间。”

我又开始接着说：“您知道我高兴什么？我高兴我们国家有您这样一位伟大英明的领导人，把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治理得安定、团结、和谐，让我们十几亿人民全部过上幸福安康的小康生活。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您挑起了党和人民给您的这么大的重担，您向全国撒下反腐败的天罗地网。”总书记笑着说：“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出现一波打掉一波。今天来的北京的同志和宁夏的同志，他们都不知道1997年闽宁村是什么样子，您再给大家说上几句。”

我说：“1997年7月13日那天，我带着5个父老乡亲来到闽宁村考察，炎热的夏天，地面特别热，感觉就和‘火焰山’一样，寸草不生，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我就根据当时的情形说了4句话：天空无飞鸟，地上不长草，沙滩无人烟，风吹沙砾跑。”总书记说：“您的这4句话、20个字说得太好了，说明了当时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同时又说明了中国人民就是伟大！在这样的干沙滩上能搬得来、稳得住、扎下根，改造沙滩、重建家园，还能致富。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很困难，应该要像闽宁镇的人民一样。”

我又接着说：“从1997年到现在，整整19年，现在的闽宁镇是绿树成荫、葡萄万顷、经济繁荣、百姓富裕、富足团结，这全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也是因为我们有您这样一个好的领导人，把我们搬迁到了黄河河套的平原上。”

他笑着说，“我再问几句，当时你们老家的收入怎么样？现在你们的收入怎么样？您搬来19年，有没有想过要回去？”我说：“当时在老家没完没了地辛苦一年，收入也就四五百块钱。没有盼头，没有希望，天不下雨就没有收成。搬到闽宁村是从头开始，肯定要比老家还要辛苦，但在这里能看到希望，黄河的水给我们引上来了，剩余的劳动力可以在附近上班，打工的机会比老家多。现在我的年收入已经过万了，房子也翻了‘四翻’，刚开始是土坯房，后来是砖木房，再后来是平板房，最近镇里已经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住上了二层的小洋房，孩子们都有小汽车开。我已经来了19年，从来没有想着要回去。”

总书记说：“我再给您说三句话：您是闽宁移民搬迁的引路人，您是闽宁镇脱贫致富的带头人，您是闽宁镇移民建设的见证人！”我说：“谢谢总书记，您的这三句话我终生不忘。”

最后，总书记走出了屋子，我跟在后面出来送他。他再一次握着我的手说：“刚才只顾着聊天了，忘记问您今年多大了？”我说：“我今年61岁了，岁月不饶人。”他就说：“岁月可留人！根据咱俩的聊天，您的思路很清晰，身体也很好，希望您给闽宁镇的移民建设继续再作贡献。”我说：“我一定牢记您的教导，把我的余热都奉献给闽宁镇的移民建设，奉献给闽宁镇的人民。”他很高兴，临上车前还给我竖了一个大拇指。

现在想想，那天谈话的感觉真的是太高兴了。总书记一直微笑着，当时我一点都不紧张，只有亲切感，总感觉和他有说不完的话。现在想想很不好意思，因为半个小时的谈话，当时现场基本上都是我在说。海国宝是2012年从海原搬来的，来闽宁镇就4年时间，他代表新移民说了几句，就是说他们老家连走的路都没有，自从搬到闽宁，一马平川；和我们当年移民吃了不少苦不同，他们搬来时，水、电、路都通了，房子政府都给盖好了，家里席梦思床、沙发、电视、电视柜、煤气灶、电磁炉，还有米、面、油样样齐全，还有解放军给他们搬家，他说自己非常幸福。

今天的金沙滩

我长期做村干部，有点文化，经常看书看电视，知道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闽宁镇的成长。1998年时有一次开闽宁协作的会，他就讲，宁夏和福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有着明显的不同，彼此协作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要动员更多的企业家到宁夏投资办厂，培植扶贫支柱产业，扩大劳务输出，加强资源和山地综合开发，促进宁夏贫困地区尽快脱贫。2016年7月这次来，在我们镇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当地企业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在产业扶贫过程中发挥好推动作用，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镇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有产业了。我们镇先后引进43家福建企业，主要是酿葡萄酒、肉牛养殖等，都很有规模。我印象深刻的有，在种植作物上，原来我们主要种玉米，现在开始种葡萄、枸杞，因为这里的沙土适合葡萄、枸杞生长。在养殖上，国家加大了对我们的扶持贷款支持。商业、服务业明显加快，现在镇上各种商业设施都很齐全；另外，政府还打造出闽宁禾美电商扶贫车间，就是“巧媳妇儿”网红电商，有不少妇女在车间里上班，主要是在网上卖货。听说，现在还在建设闽宁镇共建产业园区。

我们的生活也是一天比一天方便。福建给我们引进的大、中、小型企业越来越多，解决了移民们的就业问题。水、电、路、宽带、天然气、绿化等设施更加完备，学校、医院、老年人活动中心，以及新镇区的规划建设等，都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做的事。有一个数据我一直记得，闽宁镇累计脱贫退出建档立卡1633户7046人！2023年底，全镇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7年的500元提升到17882元。

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教育。我们在老家的时候，因为条件差，老百姓不重视教育，“女孩子上学没用，长大就嫁人了”这样的观念很普遍，导致大多数妇女缺少教育，当了母亲后又不会教育孩子，父亲常年打工挣钱也没有时间教育。农村没有幼儿园，学校离家比较远，上学不是要爬山，就是要过河。老家的孩子基本要到10岁了才上学，把上学最好的黄金时间都错过了。搬到闽宁村后，我当村书记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教育，要把老家不重视教育的思想给彻底去掉。我每天背着药箱，寻家串户，看谁家的孩子没有上学。如果发现了，我们村干部就上门动员。但有的家长仍然不愿意，他们的思路是男孩子早点去打工挣钱，女孩子可以去卖菜。我给他们讲，“宁可家里缺了粮，不能耽误孩子上学堂；宁可家里缺了菜，不能耽误女儿这一代。女儿将来是孩子的母亲，是您外孙的第一个老师。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都必须让你们的孩子上学。”有的村民说我们现在都没有粮吃，哪还有钱上学。我向玉泉营开发区申请，当时找了10户人家，跟他们说，只要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领了书本，就给他们发面粉，先给20袋，每家2袋。后来又有十几户，每家就给了1袋面粉。他们都把孩子送去上学了。再后来，我们镇的大学生就多起来了。我在2019——2020年又担任了一年的福宁村党支部书记，2020年一年，我们村出了104个大学生。最近镇上还有一个女孩子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很是了不起。

最初闽宁村有8000多人，现在的闽宁镇常住人口有61767人，有6个村民委员会、1个社区、90个村民小组，人口和面积都大大增加。但我们闽宁镇只是一个缩影。在闽宁镇的示范带动下，我们宁夏涌现出100多个闽宁协作的示范村、20多个闽宁协作移民新村、320个易地搬迁安置区，累计易地搬迁128万名群众，占我们宁夏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强！

移民的这种受益是具体的。从我自己家来讲，我们夫妻俩生了四胎，有5个孩子，有一胎是双胞胎。孩子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对孩子的教育我比较严格，经常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教育他们。5个孩子中有3个是中共党员，1个是中共预备党员。2023年5月，我家还获得全国妇联颁发的“全国最美家庭”奖。

2021年夏季，电视剧《山海情》热播，讲的就是我们闽宁镇的故事。趁着播出后的热度，我大儿子用自己挣的钱打造了一个“山海小院”，做农家特色餐饮和特色产品销售。“山”代表宁夏的贺兰山和六盘山，还有福建的武夷山；“海”代表福建的大海和宁夏的黄河。通过山与海的相连，让福建人民和宁夏人民心相连、情相惜。我是第一代移民，我儿子是第二代移民。我的心愿就是通过“山海小院”，讲好移民故事，通过“山海小院”代代相传，讲好闽宁故事。目前，“山海小院”每年有20多万元的收入。大儿媳妇在闽宁镇开药店。我平时在“山海小院”给游客讲闽宁故事，其他时间都在药店坐诊，给老百姓看病。我的大女儿医学院毕业后回到闽宁镇，在一个社区服务站工作，为老年人疾病预防、医疗做服务。二女儿毕业于宁夏大学土木工程系，现在在银川市一家设计院工作。小儿子和小女儿是双胞胎，小儿子高中毕业后上了技校，在闽宁镇电厂工作，收入稳定。小女儿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也来到闽宁镇，在镇财政所上班。

我是电视剧《山海情》中主角马得福的原型之一。在电视剧播出之前，中宣部的一位同志来找我，说让我先看一下这个片子。这位同志给我讲，开发区的很多干部都给老百姓作出很多贡献，但我们的原型人物必须用村里的老百姓，还要是村干部，也需要一个乡村医生，正好在我的身上都能体现。所以马得福的原型是千千万万个宁夏的和福建的干部、群众，当时开发区的干部、闽宁镇的领导、福建来挂职的干部都是原型。

我们闽宁镇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亲自规划、命名和建设的，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它茁壮成长，他心中一定非常高兴。总书记先后五次到我们宁夏考察指导，五次出席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联席会议。前一阵子，我看新闻报道，就是2024年6月19号下午，他最近一次到银川市调研，还问了我们闽宁镇的近况。他很有感触地说，“听说现在建设得很好，也有了特色产业。过去这么艰苦的一个地方，变成了出葡萄美酒的地方，令人感慨和欣慰啊！”昔日的干沙滩，已经变成今天的金沙滩，昔日的预言已经成为眼前的幸福生活！

来源：学习时报

大政出于小村——湖南花垣十八洞村脱贫攻坚口述

口述人： 施金通，苗族，1979年出生，湖南花垣人。2005年当选十八洞村村委会主任，2010年公开招聘为排碧乡事业干部，2013年担任十八洞村代理村委会主任，2014年1月至2017年3月担任十八洞村第一书记，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任双龙镇副镇长，2020年4月至今任十八洞村党支部书记，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访谈组： 徐如明王道勇王晶

日期： 2024年11月25—26日

地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党校

山旮旯有“三怕”

我是土生土长的十八洞村人。以前，我们十八洞村在县里因为穷而出名。有一首苗歌：“三沟两岔山旮旯，红薯洋芋苞谷粑，要想吃顿大米饭，除非生病有娃娃”，讲的就是村里过去的生活。当时，我们村一多半的中老年人没进过县城，不知道街道和大楼是什么样子。村民们有“三怕”：一怕猪太壮，交通不便运不出；二怕孩子成绩好，考上大学送不了；三怕家人有病患，生病住院看不起。

十八洞村为什么穷？我觉得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环境恶劣。山山是奇山，山山是穷山；洞洞是奇洞，洞洞是穷洞。人均田地仅0.83亩，资源有限。二是没有基础。村子地域广、居住散，基础设施差，没产业，种水稻、玉米，做烤烟都是小打小闹。三是没文化。当时6个村民小组225户939人，有150人是文盲，385人只读过小学。四是人力不齐。十八洞是合并村，由飞虫、竹子两村合并而成，人心不和，很多事情上各吹各的调，喜欢相互拆台。

这样的生活老一辈都习惯了，年轻人不习惯，都想着往外跑，村里留不住年轻人。因为家里穷，读完初中我考上了一所技校，想学到一技之长。看到阿家阿妈（爸妈）和姐妹为我节衣缩食，整天为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发愁，我不忍心，就辍学来到一个离家不远的煤矿挖煤，由于年龄小，别人挖煤一天80块钱，我挖煤一天10块钱。阿家阿妈担心我的安全，没干几天就把我从煤场带回了家。回家后，村书记看我有文化，让我做村里的会计。2000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我21岁。2005年，大家又选举我当村委会主任，那时我才26岁，感觉压力很大。村书记石顺莲大姐一直鼓励我，手把手地教我。2010年，我参加公开招聘被录用到排碧乡工作，成了一名事业干部。2013年，在组织的关心和群众的信任下，我又回到了十八洞村代理村委会主任。

也就是这一年的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十八洞村。他走访了一些村民，还同我们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围坐在一起，跟我们拉家常、话发展，就是这次在我们村里，他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他强调说，“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精准扶贫”这样的国家大政策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十八洞村提出来的，我们太自豪了！

被“嫌弃”的队长

总书记走后，2014年1月23日，花垣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龙秀林被县委派到我们村当驻村工作队队长。他报到的第一天就碰了钉子。当介绍他是宣传部副部长时，许多兴冲冲从外地赶回来的村民，满是失望，没有一个人鼓掌。群众就像炸了锅，他们用苗语议论：“看来领导对我们十八洞没有怎么重视，这个队长最起码要从财政、发改、扶贫部门派来才对，搞宣传的没资金，没项目，拿什么扶贫？顶多只带了一张嘴！”见面会很尴尬。我们都没想到驻村工作队竟然被村民“嫌弃”。

我们村的路边石壁上、村里墙壁上、山上树干上就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的。

有一篇“大字报”是这样写的：“竹子寨、路加宽、毁农田、损生态、强行修、不补钱、地基款、贪官贪、官官护、民不服、何处诉。”另一篇“大字报”写道：“狗屁工作队，占天又占地，中央拨的钱和米，都被你们拿了去”。另有几张“大字报”，只写了我的名字，并在上面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叉。

有的村干部建议说抓紧把这些“大字报”擦掉。我们和驻村工作队商量后，决定请示县扶贫办和县委组织部。上级领导建议我们不要擦，而是要邀请媒体对这件事进行曝光。看到记者来报道了，群众的思想完全转变了。绝大多数村民认为大字报的内容是不属实的，否则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也不敢邀请媒体来曝光。

驻村工作队刚来没几天，我又接到村民电话说：不得了，施长寿家出大事了，让我赶紧过去。我赶紧打电话给驻村工作队队长龙秀林。赶到现场我们看到好几百村民围成了一大圈，被围住的是施长寿父子三人。70多岁的施长寿拿着一把大柴刀，他的大儿子拿着一根钢钎，二儿子拿着一根铁棍。这些村民也是集体喝了血酒，要与施长寿一家拼命，情况十万火急。派出所的警察也来了。

龙秀林大喊一声：“谁也不许动！我们先了解清楚情况再说。”这句话把现场所有村民镇住了。我们走到施长寿面前了解情况。原来村里修机耕道要占施长寿家的自留地，施长寿不同意，理由是他担心他家同意以后，后面的村民不同意，机耕道修不成，自家的地白白被糟蹋了。

了解清楚情况以后，我们问现场的群众：“大家能不能保证，施长寿家让路，后面的机耕道就能拉通？”得到绝大部分群众的肯定回答后，由龙秀林口述，我当场立了一个字据，在场的群众当场签字画押，就这样一场械斗得到了化解。

谁是贫困户，群众说了算

精准扶贫扶什么？从哪里下手？湘西州委、花垣县委和排碧乡党委与十八洞村工作队、十八洞村村干部一道开了一场“神仙会”。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逐渐地形成了一致意见。精准扶贫先要摸清楚哪些人是真贫困，为什么会贫困，怎么改变贫困，也就是要摸清底子，解决好要扶谁；结成对子，解决好谁来扶；对准靶子，解决好怎么扶。

驻村工作队龙秀林一行来到十八洞村以后，最高兴的还是龙秀林的几个亲戚。他们奔走相告。龙队长来十八洞村，不仅让他们脸上有光，还能沾光，关照他们是迟早的事。

为了不让其他村民说闲话。龙秀林召集村里沾亲带故的亲戚开了个小会，明确告诉这些亲戚不仅沾不了光，还要借他们的光。既然是亲戚，他们就要带头支持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工作。

为了防止“富人戴帽、穷人落榜”，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召开了村民大会，征求大家的意见，最后制定了一个十八洞村精准扶贫贫困户识别工作做法，还有一个十八洞贫困农户识别“九不评”的标准。我们规定，有砖混结构楼房或在城镇购有商品房的家庭不评；2000年以来违反计生政策和未按规定落实计生手术的家庭不评；打牌赌博成性，经营或提供赌博场所，正在服刑、劳教或正被警方通缉和屡教不改的“两劳”释放人员的家庭不评；不务正业、懒惰成性的家庭不评；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家庭不评；时常刁蛮阻挠公益事业建设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家庭不评；全家外出打工经通知不回家的家庭不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家庭不评；有大中型农业机械、农用车、矿车、面的、轿车、中巴车及经营性加工厂的家庭不评。

标准一出，村民们齐声叫好。谁是贫困户，群众说了算！全村各户先申报材料，再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召开村民大会，由村民对照各家各户申报材料和“九不评”来评议。为了解决个别群众的帮亲顾友问题，通过反复考察与研究，工作队和村干部进一步摸索出了精准识别贫困户的“七步法”：户主申请→群众评议→三级会审→公告公示→乡镇审核→县级审批→入户登记。

通过群众评议，再经村“两委”，乡党委、政府代表和县扶贫工作队三级会审，取消不符合“九不评”标准农户的资格。随后，我们把识别结果在村里张榜公示了7天，接受各方监督。公示没有异议的识别结果，按程序报乡党委、政府再次审核把关，经复核无误并公示无异议后，再提交县里审核，最后提交县政府审批。

通过“三榜三审”，我们才能入户登记。根据县政府的最终审批结果，组织人员进村组到户开展调查登记，最终识别出贫困户136户533人，占全村总人口的56.8%。因为识别精准过得硬，全村老少都心服口服。

龙太金是十八洞村一组的村民，在一组中家族辈分最大，又是驻村工作队队长龙秀林的远房亲戚。为了保证识别大会顺利召开，龙秀林找到了龙太金，希望他来主持一组的识别大会，带个头，让群众不要投他的票。龙太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觉得自己虽然家庭条件也一般，但是对照“九不评”标准，评也没戏，还不如带个头。

在第一次精准扶贫的贫困户识别评议会上，龙太金第一个站起来说：“我会种瓜，找钱比大伙容易。我不是贫困户，大家莫投我票”。见龙太金表了态，龙秀林的另一个亲戚施再杰也站出来表态：“大家也莫投我，我家盖了楼房，房子好大呢。”投票结束，最终龙太金还是被大家评为贫困户。看到结果后，龙太金主动提出退出，大家都很感动，说扶贫队队长的亲戚都作出表率了，其他人还有啥好说的。十八洞村一组的识别工作进展比较顺利，评出来的贫困户大家都认为比较公平公正。这为其他组的贫困户识别工作起到了带头作用。

党员带头先让地

精准扶贫开始后，村民纷纷议论每家每户能分到多少钱；有的村民甚至借钱开起了第一家农家乐，因为他们相信马上会有源源不断的游客来村里；还有村民在打听，如果征地，旱田多少钱一亩，水田又是多少钱一亩；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村民则在考虑，挖机和修路哪桩生意更挣钱。但是，村里并没有像村民们所期盼的那样迎来一场热火朝天的大干快上。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慕名来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十八洞进村的路是只有3米宽的单向道，无法会车，节假日人和车一多，村里天天堵车，有时候路直接被车堵死了，进不去也出不来。我们每天和驻村工作队一起去搞交通管制，解决堵车问题。总是这样堵着也不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2015年4月，为了迎接五一小长假，我们申请到了道路拓宽项目，决定把这条进村路拓宽到6米。

但是扶贫工作队和村干部提出的修路、农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牵涉占谁家的田地，都一律不给补偿金，因为村里没钱给村民们补偿款。大家对工作队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也没钱，那也没钱，没钱装什么‘大头’，没钱脱什么贫，有不带钱扶贫的吗？”大多数村民不相信，觉得肯定有补偿金，是我们村干部悄悄拿了这笔钱自己花了，不支持我们修路。这时有人就讲了：“挖这个路搞什么，以前规划了好久都没搞成，你们搞不成的！”还有人讲：“以前我们祖祖辈辈都能走的小路，到你们这一辈就不能走了？”

村民们的反应让我们觉得思想工作第一，只有把思想做通了，十八洞的产业发展才有可能。于是，我们多次挨家挨户走访，可是有个别人就是不肯搞。我们压力很大，抓心挠肝地想该怎样让村民们接受这个事实。大家愁得睡不着觉，每天晚上亮个大灯聚在一起想办法。

最后决定还是让党员干部率先带头。我们统计了一下，当时十八洞村支部有24名党员，刚好有10名党员家里扩宽路的时候需要让地。具体从哪一户率先动工呢？前任老支书石顺莲站出来了，她说：“从我家先动工，后面再慢慢做老百姓的工作吧！”本来以为事情终于走上正轨了，但很快又遇到问题了。那天我们带着挖机去她家，刚要开挖，她老公突然跑出来，站在挖机前面，嚷嚷着死活不让我们动工。不巧的是，那天老支书刚好去花垣县城培训了，不在家。我们几个人轮番给他做工作，他就是坚决不同意，大有一副“你们要挖就从我身上挖过去”的架势。我们不敢动工，赶紧给老支书打电话，老支书也很奇怪，她在电话里跟我们说：“昨晚跟他商量好了，没事的，你们继续做，我们家我说了算。”我们就跟她说，“那要遭大罪了，他现在站在挖机前面不动，我们没法子了”。她听后也觉得事态有点严重，马上请假，花了200块钱租了一辆车赶回家。她一来就骂她老公：“昨天商量好好的，现在你阻工干什么！”骂了几句，她老公就走了，我们才能继续施工。

我们和工作队做了很长时间工作后，大部分群众同意了，有几户村民提出要求：挖到荒山的地方要把树木和树蔸（方言，湖北、湖南、四川、贵州、江西等地老百姓常用，他们把树干接近根部的部分称为“树蔸”）给堆放好，让他们搬回家当作柴火。可是在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不小心把一户人家的树蔸滚落到了近百米深的山沟里。因为时时刻刻都有村民盯施工，有人就立马喊来那户人家。他赶到施工现场后大发脾气，说我们说话不算话，坚决不让施工队再动他家的地了。了解到事情的起因后，施进兰也觉得是村干部监督不到位，没有兑现对村民的承诺，不占理，他二话不说，就和龙秀林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爬下山沟。因为刚挖的土都倒进山沟里了，土路很松很滑，摔了很多次，他俩硬是把近200斤重的树蔸给抬了上来。这一举动感动了这个村民，他彻底服了，不仅同意让地，后来还主动参加村里的公益建设。

最初村民不同意无偿让地，我们就先挖十户党员家里的地。他们的地也不是连在一起，所以经常是这里挖一个坑，那里挖一个坑，挖得很慢，工程不太顺。我们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每天泡在施工现场，随时准备解决问题。我们还请每位党员联系几户村民，挨家挨户做工作，联系的村民可以是他们的家族亲戚也可以是他们的朋友。就这样，本村的征地问题基本解决。

但最难办的不是本村人对修路的态度，而是扩宽那段路需要经过隔壁村一户村民的地，这让整个工程陷入了僵局。让外村人协调让地太难了，我们一时间毫无办法。最后老党员龙太金主动提出，让他跟那户人家商量商量，看能不能用自家的地换修路用的那块地。那户村民就提出要用水田换，龙太金说，“行，就用我家的水田换你家的旱田”。我们还担心他家里人会不愿意换，让他回家商量好了再来。结果老人家放大声说：“我可以做主，我们家都听我的！”后来龙太金家里人果然同意换地，最后就用他家的六分水田换了修路用的三分旱田。

有一次，本来说的好好的，修路修到一半，一户村民突然不同意了，那工程也就卡住了。我就问他怎样才让继续挖下去。他就冲我喊，“施金通，你有本事就把你家里的田换给我，那你想怎么挖就怎么挖”。这时村书记施进兰插话：“施金通家只剩一丘田了，给了你，他家就一口谷子都没有了。我跟你换行不行？”那位村民说：“你家的地太远了，又是旱地，我看不上。”没办法，我就说，“行！就拿我家的地换给你”。这个决定是瞬间的，我也没跟我阿家阿妈商量。他们当时70多岁了，一辈子种田，老一辈的思想，觉得没田没法生活，更何况这还是我家的最后一块地。我回家跟他们说了后，我阿家（父亲）很生气，我阿妈也是低着头直流眼泪。后来驻村工作队的同志们也来家里，大家一起劝说。我父母还是不表态，说“自家田给了别人，不要吃饭了，怎么活”。没办法，我就直接问他们，“你们是要水田吃饭，还是要儿子？”我父母听我这么说愣住了，虽然很生气，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在田和儿子面前他们选择了儿子。我阿家就跟驻村工作队的同志们说：“哎，谁叫我儿子是党员，谁叫我儿子是第一书记！”这话刚说出口，全场的人都绷不住了，哭得稀里哗啦的，也是感动加不容易吧。最后就用我家的2亩水田“换给”了那户人家。说起来，我做村书记，家里人也是鼎力支持了，我对他们也是很愧疚。

相比其他党员干部做的，我家交换的地其实是比较少的。我做的主要是带头作用，因为只有我们党员干部带头做了，老百姓才肯跟着来。当时我们要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修路，还要修停车场等。问题是十八洞村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土地就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你要动他的地，简直是要他的命，哪怕他不依靠这块地，他也不会让给你。因此，征的地基本上都是我们党员干部用自家的地跟村民交换的。从2014年至2020年，党员干部总共无偿捐了198.9亩地，这个数据是我们仔细统计过的。党员干部带头干，是十八洞村党建引领的其中一个特色，是我们所有党员干部一步一个脚印，流汗流泪走出来的。

进村的大路是修好了，但村里的4个自然寨地域广、居住散，村内基础设施仍然很不完善。2014年村上争取到村步道改善项目，计划把村子的步道、连同村民家的院子都铺上青石板。

由于争取到的资金十分有限，我们开会研究决定，村子公共步道部分由项目资金来保障，村民家的硬化需要村民自己把青石板搬到家，然后由工程队提供技术指导，由工人和村民一起铺设，也就是说需要群众出工出力，投工投劳，参与建设。

这个事大多数村民都支持，但是有个别村民耍小聪明，不配合，不仅说风凉话：“一分钱不发，还要免费干活？我就不信其他村民家都硬化了，政府不给我家硬化”，而且还煽风点火，鼓动其他村民不要出力。我们分头做工作，最后还是有一户带头闹事的不出力。后来经过和驻村工作队商量，我们一致认为不能把他自家应该干的活干了，要不然以后村上的类似工作都没法做了。我们决定通过这次筹工筹劳的契机，教育村民自力更生。所以，我们就不理他，正常施工。最后，村上除了这一户其他村民家都硬化了。眼看项目完成，工程队要撤了，这一家着急了，不得不花钱雇人帮他家搬运青石板。村民们一看：配合村“两委”的老实人没吃亏，“精明人”最后吃了亏，都深受教育。

一部分穷惯了的十八洞村民，“等靠要”思想严重。等，就是不管你怎么发动，怎么说好，我就是不做，反正你政府不准饿死人。我等你们做事，等你们救济。靠，就是什么都靠政府，什么都有政府兜底、政府买单，我不怕。靠山吃山，靠政府吃政府，心安理得。要，就是没有了向政府伸手要。谁要得越多，谁就越有本事。铺路这件事发生后，“等靠要”的现象大幅减少，“要我脱贫”的人少了，“我要脱贫”的人多了。

发展产业挣大钱

对村上争取的项目资金，部分村民的态度是分干吃净。十八洞村542名贫困人口争取到政策扶持资金每人3000元。大多数贫困户想把这笔钱分下去。我们全村人均不到1亩田，依靠农业种植仅能维持温饱。村干部与驻村工作队经过商量初步达成一致，决定把这笔政策帮扶资金用于发展产业。很多村民对不发钱很不理解，认为“一分钱不发，村干部想贪污这笔钱”。我们听说后，通过开会反复给村民做工作，向大家解释：“村上有村上的考虑，我们不是不发钱，而是用这笔钱去生钱，给大家分更多钱，不信大家可以走着瞧”。

发展什么产业呢？十八洞村漫山遍野生长的野生猕猴桃给了我们答案。我们十八洞村的地理条件和土壤适合猕猴桃生长。由于山高路陡，留守的老人孩子都没法采摘。即便是采摘下来，也卖不掉，吃不完，只能烂在地里。我们邀请吉首大学的专家检测后，发现这些野生猕猴桃是富硒猕猴桃。虽然野生猕猴桃不能引种，但是我们可以引进其他猕猴桃。除了村内种，我们可以从农业产业园租地种。方向确定了，接下来就是让群众支持我们的想法。

但大多数群众反对，他们种了几辈子的水稻、玉米、烤烟等，不愿意轻易改变种植方式。他们认为“村里的野生猕猴桃那么多，还让我们种，谁要啊？”有村民认为“跑到村外的农业园流转土地，不划算，铁定亏钱。”还有的村民认为“种猕猴桃，钱从哪来？”

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我们通过组织逐级上报。时任县委书记知道后，亲自带领我们村的党员和群众代表到四川蒲江等地参观，看了这些地方规模化的猕猴桃产业，听了现场讲解。我们很受教育，吃下了定心丸。

从四川考察回来后，村“两委”趁热打铁决定在距离十八洞村30公里外的道二乡流转1000亩土地作为猕猴桃种植基地，那里的村民常年外出打工，有大量的连片土地闲置。在驻村工作队建议下，我们成立了合作社，组建了十八洞村苗汉子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了避免低端竞争，工作队多方打听，找到了国内研究猕猴桃育种的权威机构——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引进了两个优质品种。

按照我们的设想，对猕猴桃产业进行公司化运作。注册资本金600万元，公司占51%，我们村占49%股份。十八洞村的股份分为十八洞合作社和村集体经济两部分，十八洞合作社由村民出资组建，入社资金按照贫困人口542人算，政策扶持资金每人3000元，占27.1%股份。非贫困人口397人，政策扶持资金每人1500元，占9.9%股份。村集体经济申请专项资金入股，占12%股份。

一切都计划好之后，我们开会征求群众意见。没想到，又被泼了一头冷水，大概有80%的村民极力反对，没有一个村民愿意交股金。通过我们做工作，一部分党员缴纳了股金。村“两委”和工作队逐户做工作，摆事实讲道理，一笔笔账算完后，绝大部分村民转变了观念。为了树立村“两委”的威信，培养村民的规矩意识，我们限定一个月时间，村民在一个月时间自愿入股，将来享受分红。一个月时间到了，绝大多数村民入了股，但是仍有17户村民不愿意参加股份合作。

种植猕猴桃要3年才能挂果，为了减少阻力，我们开会研究决定先从别的收入中挤出一点，想先让村民尝到“甜头”。2015年和2016年两年，合作企业从花卉产业中，拿出资金先给村民分红。2017年，猕猴桃挂果了，贫困户每人分得1000元，非贫困户按出资比例减半。贫困户施老进一家7口分到了7000元，日子一下子好过了。那17户村民，看到参加合作社的村民每年分这么多钱，找到村上想加入合作社。但是，入股的时间已经过了，他们暂时入不了。村“两委”研究决定，没有入股的村民虽然不能获得资金分红，但是当他们遇到孩子上学、老人生病住院等困难时，村“两委”会从村集体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给予帮扶。通过种植猕猴桃我们摸索出了“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穷人能人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的“四跟四走”产业扶贫路。

从猕猴桃项目建设开始，扶贫工作队主动去找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在猕猴桃挂果的不同阶段先后4次取样，进行了农残、重金属、硒元素等237项指标检测，都达到标准。因为符合国际规范的高标准种植流程，我们村的猕猴桃基地获得了出口水果果园注册登记证。2018年，十八洞村的千亩猕猴桃园一共产出60万斤鲜果，尽管每斤最低价都要8块钱，但因为拿到了硬邦邦的有机食品认证和出口果园认证，猕猴桃还没摘下树，就已经被订购一空。每位入股村民当年拿到的分红达到2000元。分红一直持续到2022年，入股的村民不但早都收回了成本，而且实现了致富奔小康。2023年由于天气、管理等原因，猕猴桃产量不行，村里研究决定进行品种改良，引进新品种。因为换了品种到再分红还要一段时间，但村民们已经尝到了甜头，都在很精心地伺候着，希望猕猴桃树早结果。

误推祖坟建水厂

我们村是喀斯特地貌，天然溶洞中有丰富的地下水。为了找到特色优势产业，我们对山泉水动起了心思——如果能建一个矿泉水厂，整个十八洞的村民入股，村民就富了，村集体经济也就有了。驻村工作队队长龙秀林自费邀请专家到山脚下取水化验，结果发现水质比市面上流行的一些矿泉水都好。

就这样，我们开会号召，让村民入股，每户出5万块，没钱的村里担保，可以到银行贷款。村民大都认为我们异想天开，没有一户村民入股。他们说：“十八洞建什么水厂，卖什么矿泉水？我们的钱都是老人看病、孩子上学的钱。搞得不好，倒闭了，哪个来还，钱都打水漂了。”就这样，我们又碰了一脑壳灰。

但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抓住接待上级考察、接待团队的机会，邀请企业家考察我们十八洞的山泉水。凡是来十八洞村考察的企业，我们都会介绍山泉水，但凡有感兴趣的，我们都会带他们到现场体验。2017年，湖南省人大组织企业家代表团来十八洞考察，召开了一个上百名企业家参加的座谈会。但步步高集团董事长没有参加座谈会，他跟公司几个人一道，让我们带他们去了山脚下的水源地取水取样。取水化验后，发现水质非常好。随后，步步高集团的副总经理来我们村谈投资合作。他们同意投资3000万元建水厂。

2017年6月，十八洞山泉水厂正式开工。水厂选址在山下，需要修一条下山公路。由于地质结构复杂，工程量和工程难度很大，修几十米塌方一次，下山的一公里公路，塌方了十几次。本来村民很支持，但是塌方一多，很多村民看到自家的田地被掩埋，就不干了。他们开始联合阻工。有的村民认为修路挖了村庄的“龙脉”，才引起塌方，也加入阻工行列。

为了赶工期，施工队昼夜施工。有一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赶紧来施工现场。赶到现场，我看到我父母正在施工现场大哭：“儿啊！你在乡政府干得好好的，修什么水厂啊？把祖坟都修没了，你阿爷和阿婆的尸骨都找不到一根了，你这个逆子，不孝啊！”原来我爷爷奶奶的坟就在连接水厂和村庄的路边，坟上杂草很高。施工队夜间施工的时候，没看出是坟地，就把祖坟用推土机推掉了。挖祖坟，这在我们湘西苗寨是非常忌讳的。我当时也傻眼了，不知道怎么安慰阿家阿妈。施工队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我心里非常难过，难过之余也很无奈。为了早日建成山泉水厂，我给阿家阿妈连续做了几天的工作，解释施工队不小心才把坟推掉的。最终，我找来香纸，带了一瓶酒和两碗刀头肉，给阿爷阿婆烧了香、祭了酒、摆了刀头肉。施工队的代表得到消息也来了，我们一起给阿爷阿婆磕了头。那还能怎么办，这个事就只能这样过去了。我们和步步高集团克服了重重困难，连续奋战了三个月，不但路修通了，山泉水厂也建起来了。第一批十八洞山泉水，由湖南省党的十九大代表带到了人民大会堂，向党的十九大献礼。根据合作协议，我们村以“十八洞”品牌入股，获得15%的分红权。企业每年给村集体50万元保底分红，每销售一瓶水再拿出一分钱注入扶贫基金。2023年，山泉水厂为村集体分红60万元。此外，十八洞山泉水产业带动了20多名本村及附近村的村民就业，每个人月收入3500元左右，还购买了“四险”。现在山泉水厂虽然面临着生产能力、生产成本、销售等方面的困难，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我们一定能攻坚克难，把山泉水厂越办越好。

苗绣也能换成钱

苗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家女儿从小就会穿针引线。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十八洞村的时候，跟村里的老人石大姐说：“你衣服上的苗绣在国际上老时髦了”。后来在湖南召开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到我们十八洞的苗绣很好，很有价值。第二年刚好到村一级换届，老支书石顺莲就提出来要卸任了，她说“我年龄大了，59岁了，我要退下来去搞苗绣”。她是我们十八洞村的老支书，从1996年一直干到2014年才退下来。老支书在十八洞德高望重，大公无私，是公认的大能人，为村子作了很大的贡献。

2014年的时候，十八洞村还很穷，村民们觉得留在村里没有前途，大部分青壮年都去外面打工了，只有妇女和老人孩子留守在村里。留守妇女们成了十八洞的天，十八洞的风和雨、生活的苦和泪都得靠妇女们的心里装着，肩上扛着。长期下来，她们身心疲惫，负担沉重。老支书在村里干了快20年，把妇女们的艰难情况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如何让留守妇女们摆脱这种精神困境，团结起来，成了她的一大心病。正好总书记在座谈会的时候对空巢家庭和留守妇女儿童最是牵挂，对十八洞的苗绣也给予了有力支持。这让她嗅到了发展苗绣产业、帮助村里的妇女们解决家计困难的希望。所以她退下后立刻把村里会苗绣的妇女集中起来，发展苗绣，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2014年8月，老支书牵头成立了苗绣合作社。万事开头难。她刚开始做苗绣的时候很多村民不理解，也不愿意做，就有人问她“你当了这么久的支书还没累呀，还要组织我们搞苗绣！”她就说，“不管怎么做，也要像孙猴儿七十二变，把苗绣变成大把大把的金子和银子，让姐妹们在家门口就业”。苗绣基地建好了，村里的绣娘们也到位了，村民们又开始愁往哪儿卖。那段时间老支书也是跑上跑下，来回奔波，和那些公司联系合作，努力把绣品推出去。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年苗绣合作社终于和中车株洲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她们把苗绣和车（高铁）结合起来，绣娘们在家里面就能做中车的大单。我们都很珍惜这样的合作机会，刚开始的那一年，每次完成绣品装框后都是老支书和她儿子自己坐车去送，后来和中车那边的合作比较稳定了，才改为邮政寄过去。现在每年中车株洲公司都会给苗绣合作社签订10万元的大订单。

一山过一山，后来湖南工业大学也开始帮合作社设计绣品的样式和图案，我们的绣娘主要负责把定制好的绣品按照要求绣出来。当然，来旅游的人非常喜欢我们的苗绣包包等，卖得还挺快。现在我们十八洞的苗绣已经可以通过高铁，走出大山，沿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了！

“脱贫”又“脱单”

在我们十八洞村，光棍问题曾经是个大问题。由于穷，村里大龄未婚的单身汉最多时有40多个。这么多“光棍”，不仅影响脱贫，还可能带来社会问题。我们和驻村工作队想着必须“让光棍有一个家”。通过联系沟通上级部门，我们得到了湘西州妇联的大力支持，决定2016年春天在十八洞村举办相亲大会。

2015年底，我们就通过各大媒体和自媒体宣传造势，说十八洞村将进行一场玫瑰之约，欢迎各界适龄青年踊跃报名。我们还设立报名热线，有上百名女青年报了名。2016年2月13日，是大年初六，相亲大会如期举办，周边乡村的男女老少齐聚十八洞村，大概有5万人，非常热闹。

驻村工作队队长龙秀林在相亲大会上对所有参加相亲大会的人宣布：“如果你们安心嫁到十八洞村，我们十八洞电子商务平台优先给你们安排工作，我们十八洞果业有限公司优先给你们安排工作，我们十八洞的导游团队优先给你们安排工作，我们十八洞的艺术团优先给你们安排工作。”龙队长的讲话把相亲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这次相亲大会现场有5位大龄青年牵手成功。

这5人中就包括龙先兰。他生在一个很特别的家庭，他阿家是个酒鬼，经常打骂他阿妈，阿妈没得法就改嫁了。他18岁的时候阿家就病死了，就剩下他和12岁的妹妹。后面，他妹妹又得了一场大病死了。接二连三的打击让龙先兰觉得日子没得盼头了，他就变得很孤僻，也不和别个讲话，天天就靠酒精麻痹个人，经常喝醉了就睡到马路上。因为爱喝酒和好吃懒做，别个对他也没得一句好话。但龙秀林不嫌弃他，还把龙先兰认作兄弟，带他回自己家过年。在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龙先兰贷到了5万元小额贷款，开始养蜂，刚开始养了三箱，然后扩大到十箱、二十箱、一百箱，成了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带头人。在相亲大会上，龙先兰说：“我没有才艺，但我有力气，哪个愿意跟我走，我让她幸福一辈子”。这句话赢得了邻村姑娘吴满金的芳心。为了促成这门亲事，龙秀林带着家人和龙先兰一起到吴满金家提亲。

龙先兰结婚当天，村上几位70多岁的老人哭了，他们没想到，一个孤儿也会这么幸福。龙秀林队长为龙先兰写了一副对联：“孤儿不孤，全村个个是亲人；贫穷不贫，苗寨处处见精神。”横批：“爱的力量”。龙先兰给自己打了一句广告：“蜜蜂助我脱贫，蜜蜂帮我脱单，我心中的蜜蜂就是共产党。”

现在的十八洞村相亲大会不得了了，已经变成了“520”中国乡村相亲节，举办的时间也由正月改到每年的阳历5月20日举办。这个相亲节已经让我们村的36个大龄未婚青年脱单，每年还促成200多名周边地区单身青年在十八洞村浪漫邂逅。“脱贫”主要是物质上的，“脱单”的精神价值更大，它让越来越多的村民有了心气，现在村上的人气越来越旺。应该说，从我们村走出了一个国家“精准扶贫”大政策，这些年我们这个小村庄的努力也算是这个大政策的一个小影子吧。

来源：学习时报